叶舒瑜

1927年3月7日至12日，南华贸易公司邀请上海著名女明星王汉伦到新加坡的“大钟楼”（即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当时的报章除了竞相报道此行，也慎重采用中英文介绍了王汉伦的生平。据新加坡话剧前辈马骏的回忆，那一年邵逸夫也受邀参与，并联同王汉伦、曾几生、陆馥涯、许复起等人演出多幕剧《古井重波》，这段故事从未出现在邵仁枚、邵逸夫的口述访谈中。

1. 海峡华人社群与新马大众娱乐
在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海峡华人也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s）, 他们是当地的马来女性和中国男性移民通婚的后裔，而“anak”是小孩的意思。男性土生华人一般被称为峇峇（Baba），女性土生华人则被称为娘惹（Nyonya），这些土生华人一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也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与殖民地政府联系在一起，其中新加坡的海峡华人便自称是大英子民（“King’s Chinese”），借以区分自己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中国华南大量南移的“新客”社群。[1]，华人下南洋并与当地民族通婚由来已久，但因为晚清以前中国女性出国不易，移居南洋一带的华族男性唯有选择与当地马来或原住民女性通婚，开枝散叶。然而，这些妇女不识汉语，所以华人被迫使用马来语作为他们日常沟通的语言。他们的后裔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学会马来语，但每逢节庆、婚嫁或葬礼却依旧遵循着华人的传统习俗。19世纪的部分海峡华人因西化不深，仍有浓厚的方言群认同以及乡土情结，因此经常捐助公益事业、办学堂、建医院等。后来，大部分海峡华人渐渐接受英语教育，有鉴于这一群人的双语能力，海峡华人社群较容易取得殖民地政府的信任，不仅承认他们是新马华社的代表，也委任他们为立法议员、市政委员或其他与华民事务相关的行政职位，俨然是新马社会中最为优越的特殊阶层。

许多海峡华人经商致富，拥有财富之余也热衷于不同的娱乐消遣活动，例如参加辩论、体育（如足球、骑马等）、学习西洋音乐以及成立各类俱乐部，如1891年成立的威基利俱乐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1906年成立的海峡华人业余音乐协会、1909年成立的海峡华人读书会等。除了有钱有闲的峇峇会重视娱乐消遣，许多娘惹也注重休闲生活，她们当中有的擅长即兴创作“班顿”诗歌、热爱戏曲与马来歌舞剧（bangsawan），也会在喜庆场合如婚宴上打纸牌、跳弄迎舞（joget）等。1923年，海峡华人富商王三龙的儿子王文达和王平福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一带兴建新世界游艺场，除了因为母亲喜爱看戏，也看准了新世界作为当地首座大型综合娱乐消闲场所而带来的商机。

不少海峡华人也积极投资在电影发行、放映和制作等环节。例如投资曼舞罗戏院、新娱乐戏院和华英戏院的就包括陈祯气和孔天相。前者是出生于马六甲的海峡华人富商陈恭锡（1850-1909）的儿子。早年，陈恭锡和父亲、叔父创办了一家小型船务公司，后来于 1890 年扩充为知名的海峡轮船公司，乃19世纪新加坡第一家欧洲商人与海峡华人合资的航运公司。陈祯气经济条件宽裕，于1909年收购了曼舞罗和新娱乐，1918年则买下另一家名为百乐殿的戏院，之后还注资十万元将新娱乐改造成可以放映有声电影的戏院，并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下了对电影工业前景乐观的看法。[2]

孔天相（1876-1958）是华英戏院的业主，他虽然和大部分海峡华人一样，在马六甲出生、之后在新加坡的英华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但他和他的兄弟精通中文，也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孔天相亦响应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除了支持推翻满清政府，在1911年上海军政府成立之际，他也跟随其他革命支持者如庄希泉和颜伯成，展开向南洋华侨筹款募饷的工积。其弟孔天增，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度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卒于北京。孔天相很早便对电影有浓厚的兴趣，也热爱周游列国。他于 1928 年造访了美国的环球影城，曾以新加坡芽笼卫理公会教堂的传教士身份，参加了堪萨斯城的卫理公会大会。孔天相在1930年代还曾出任马来亚业余无线电公会会长，任职期间，他努力推广无线广播，从侧反映了他对电影、广播以及旅游的喜爱。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海峡华人是刘贝锦（1902-1959），他出生于新加坡，但幼年便随父亲迁居麻坡，六岁返中国接受教育，十六岁再次回到新加坡。他的父亲刘筑侯（1866-1922）主要靠橡胶致富，而刘贝锦继承家业，衣食无忧。1920年代，刘贝锦成立公司，并邀请在上海认识的郭超文和张必达抵新协助拍摄电影。这部电影《新客》（1927年）是本地最早的华语默片，也让中国观众有机会了解海外华侨的生活方式。《新客》曾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剧院公映，但当时没有取得票房上的成功，刘贝锦也没有继续拍摄其他的电影作品。

2. 1927年王汉伦南游
刘贝锦曾表示住在东南亚的华人“看过太多中国电影，这使得他们不再为其感到兴奋”，这也是推动他开拍默片《新客》的原因之一。这股电影的热潮，亦启发了南华贸易公司安排“王汉伦南游”的活动。南华贸易公司由海峡华人曾几生（1896-1929）创办，除了发行来自上海的影片，并主要安排在中华戏院上映，该公司也以进口中国制造的“和合粉”味精闻名。和刘贝锦一样，曾几生出生于新加坡，两人同样关心海外华人的教育问题，而电影被视为其中一种教育的手段。早在1920年，曾几生与王萃琛、李岳生、陈楚书、陈海澄、卢松兴、陆馥涯、廖统伟、蔡辉生、许复起和黎宽裕等人一同创立了青年励志社 ，推动当地的文化活动，当中好几位发起人皆从事电影发行的工作。邵逸夫不仅是青年励志社的成员之一，也积极捐款支持该社的各类筹赈演出。[3]

1927年2月，南华贸易公司开始着手宣传王汉伦之行[4]，并在各大报章刊登广告。新闻报道王汉伦抵达新加坡时，陪同她的是邵仁枚，并安排了位于巴实班让（Pasir Panjang）的别墅供王汉伦休息。[5] 表演场地是专门排演西洋话剧、音乐及其他欧洲艺术文娱表演的维多利亚剧院，票价为一元、三元和四元。观众除了能凭票入场观赏王汉伦主演的《电影女明星》（上海天一公司出品），也能一睹明星风采，而接连几晚的节目包括钢琴演奏、独唱英文歌曲以及采用“京调昆剧粤曲”的《游园惊梦》、《白蛇传断桥相会》、《春香闹学》等。3月14日，王汉伦抵达怡保演出，之后再前往吉隆坡、麻坡、马六甲、槟城、泰国与仰光登台，最后才折返上海。[6]

尽管对于这次王汉伦南游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新马的中文报章，英文报纸The Straits Time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以及Malaya Tribune 皆有记者报道相关消息，甚至撰文调侃这是首次大批华人前往维多利亚剧院观赏表演。[7] 同一篇报道也提到王汉伦所演唱的英文歌曲并不理想，但对于欧洲与华人观众而言，她是一位“迷人、漂亮的艺人”，演出昆曲（传统戏曲）时所穿的服装也非常精致。[8] 若结合马骏的回忆，即邵逸夫受邀联同王汉伦、曾几生、陆馥涯、许复起等人演出《古井重波》，我们不难发现几个特点：（一）维多利亚剧院鲜少安排放映中国电影，以及邀请中国明星随片登台，光顾那里的主要是欧洲人士与海峡华人；（二）王汉伦虽然曾经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学校，也能说中英文，但有西报记者认为她并未全盘西化，且缺少欧美女明星的活泼俏皮[9]；（三）相较于马来歌舞剧，昆曲并不是海峡华人最为熟悉的中国传统戏曲，因此才需要临时安排白话（华语）多幕话剧，而身为邵仁枚的弟弟，邵逸夫被要求上阵演出是最自然的决定。

3. 邵仁枚、邵逸夫在新马
20世纪初，除了海峡华人社群对新加坡的电影工业有兴趣之外，下南洋谋生的福建商人桂华山、王雨亭和王宣化，也在1924年成立南洋影片公司引进中国电影。南洋影片公司在新加坡地址为衣箱街12号，但总公司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王雨亭和王宣化因曾在《平民日报》工作而结识，而桂华山和王雨亭则是在马尼拉联办一次筹款活动后相识的。他们当时主要在陈祯气的曼舞罗戏院定期放映中国默片。后来他们也租用了新加坡的中华戏院、吉隆坡的一景园和怡保的中国戏院作为电影放映的固定场地。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他们利用便携式的放映设备在马来亚各地放映电影，而他们的片源主要来自联源、中南、大中和新华等影片公司。随着电影业的蓬勃发展，桂华山一度在南洋各地分设二十多家电影院专门放映中国电影，当时报章就曾形容由黄敬一出任经理的南海影片公司、南洋影片公司和由黄毓彬担任经理的海星影片公司是当地三大电影发行公司。

面对这些不同的竞争者，邵仁枚直言自己为了打入新马市场吃了不少苦头，毕竟1920年代的电影市场已经被潮州商人、广东商人和福建商人垄断了。最初，他和弟弟邵逸夫（1907-2014）只能在新马各地进行流动式的露天电影放映，直到他们在1928年成功赢得孔天相的信任，并签下了华英戏院的租赁，这才使他们在新加坡拥有一个固定的电影放映场所，可以更好地制定电影制作、发行与放映的策略。邵氏还创办了电影杂志《海星》来宣传他们的影片（尔后也有《电影圈》和战后发行的《娱乐》小报），并在1930 年大胆投资制作有声片。1934年，邵逸夫在香港九龙土瓜湾设立片场，当时他们便决定拍摄粤语有声电影，并主要安排在新世界或大世界内的戏院放映。除了因为许多粤剧演员如薛觉先和他的妻子唐雪卿，已是新马一带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些名伶主演的电影对海峡华人社群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外，二战前许多传统马来歌舞剧团也经常在新世界和大世界内呈献表演，他们有着唱作俱佳的表演人才，当中部分知名的表演者不仅灌录黑胶唱片，亦投身电影工业。1940年，邵氏邀请侯曜与尹海灵前往新加坡拍摄多部马来电影，隔年也与马来前锋报出版社（Utusan Melayu Press）合作，出版马来电影杂志。1942年新马沦陷，侯曜被日军视为抗日分子而被捕杀。1949 年，邵氏正式成立马来电影制片厂，除了聘请有经验的印度导演完成马来电影的拍摄，他们也严格控制电影预算，并坚持内部审查电影剧本，以确保作品符合马来社群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如此一来，邵氏不但可以吸引马来观众，也可以吸引海峡华人社群。

4. 结语

1927年的演出可谓是无心插柳，但这一次的合作极为重要，尤其是邵仁杰（别号醉翁）在上海成立的天一影片公司遇到六合围剿之后，急需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此次的“邂逅”不仅让邵逸夫有机会接触新马的海峡华人社群，结识曾几生、孔天相等海峡华人，后来也成功争取到固定的放映场地与其他商机（例如1938年邵氏兄弟以合股的方式经营新世界），并为二战结束后邵氏建立的“影视帝国”打下颇为重要的基础。

有趣的是，长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且熟悉欧洲电影女明星的海峡华人社群，明显并没有积极肯定王汉伦“摩登女性”的身份以及她所呈献的英文歌曲，反而欣赏她“融合”中西文化的能力。[10] 临时排演白话多幕剧《古井重波》一事，也暴露海峡华人社群对高雅的昆曲喜爱度偏低，却非常热爱中国电影。这场1927年的邂逅不仅关乎新马大众娱乐的发展与趣味，也为华语语系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东南亚视角”，探索海峡华人如何理解“摩登女性”与现代性的建构。

[1] 参考Suryadinata, Leo (ed.), Peranakan Chinese in a Globalizing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2010) 以及Rudolph, Jürgen,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1998)。

[2] 参考收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三本陈祯气笔记本，里面他撰写了一篇文章，题名是 “The Wonderful Future of the Cinema” 。参考Tan Cheng Kee, Tan Cheng Kee’s Notebooks (Singapore, n.p., 1912–38), Call no. RRARE 384.8092 TAN.

[3] 参考<青年励志社谈往>, 《南洋商报》, 1979年8月12日，页20。

[4] 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明星”的王汉伦因演出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而迅速成名。1925年，槟城的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是最早留意到王汉伦的英文报纸，并提到电影里王汉伦的角色让观众十分动容。。《孤儿救祖记》之后，王汉伦接连为明星拍摄了《玉梨魂》（1924年）与《苦儿弱女》（1924年），影片在同年于新加坡的曼舞罗上映，有观众在《南洋商报》上撰写评论：“余前夜观剧员之表演，较前孤儿救祖记为佳，情节较原书为善，皆为社会之针砭也”，但是并未提及王汉伦。一直到1925年，王汉伦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拍摄了《弃妇》和《春闺梦里人》上映后反应不俗，而她主演的其他作品如《好寡妇》（1926年）被安排在曼舞罗上映，出现“每场皆满座“的盛况。参考“‘The Grandson’ 10 Reels”,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11 August 1925, p. 5; <观“玉梨魂”之感言>，《南洋商报》，1924年7月31日，页 4; <银幕消息“好寡妇”极受观众赞美>，《南洋商报》，1926年5月29日，页 4。

[5] 参考<王汉伦抵叻矣现寓巴实班让临时别墅>, 《南洋商报》, 1927年2月25日，页 4。

[6] 参考“Unique Chinese Entertainment”, The Straits Times, 3 March 1927, p. 10.

[7] 原文：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Chinese of Singapore do not care to patronise the Victoria Theatre, but this is a delusion. They will roll up in large numbers when they are specially catered for, as, for example, they are this week in the appearance of Miss Helen Mary Wang and company. 参考“A Chinese Film Star”, The Straits Times, 8 March 1927, p. 10.

[8] 同上。也可以参考“Public Amusements”, The Straits Times, 7 March 1927, p. 10.

[9] 原文： Miss Wang, unlike the modern Chinese young lady, is not Westernised. The only thing Western about her was the European made of salutation – she extended her hand for the usual handshake. 参考“Miss Mary Wang”, Malaya Tribune, 7 March 1927, p. 7.

[10] 原文： Her interest in Chinese art has apparently had a “balancing” effect, if one may use the term, in respect of any tendency to become “Westernised” which European education and associations produces in Chinese, or members of other Asiatic races. 参考 “Miss Mary Wang”, Malaya Tribune, 7 March 1927, 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