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生活》

1950年代，新加坡反黄运动的势头正盛。为维护社会风气，有志人士大力打击淫秽刊物、低俗娱乐的传播，倡导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文娱生活》半月刊在此背景下诞生，它顺应时代潮流，以歌唱、舞蹈、戏剧等文艺活动为核心，倡导健康向上的娱乐文化。作为一本休闲刊物，它由世界书局于1955年创刊，致力于为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娱资讯，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在创刊号中，编辑团队面对反黄运动的浪潮，深感责任重大，纷纷做出积极的回应。编辑团队之一的史新不客气地抨击美国的娱乐文化“就只有疯狂的爵士音乐、野蛮的‘牛仔’及无耻的大腿影片”，然而在“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已经觉醒的时候，文化娱乐就必须是反映他们的生活、要求，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才有前途”。编者吴拉亦表示《文娱生活》“无疑的将负起推动健康文娱活动的责任”。总的来说，《文娱生活》的创刊目标有三：

• 刊登优质的文艺创作，作为抵抗黄色文化的武器；
• 除了文艺创作之外，也要为读者介绍国内外文艺理论作品，从技巧层面着手，为作品的内容而服务；
• 虽然鼓励本地文娱作品的创作，但也要建立起“严肃的、正确的批评作风”，进而推动文娱活动的发展。

《文娱生活》半月刊以文字为主、照片为辅，并在一些教学性质的文字、或是介绍舞台布置与设计的文章旁佐以简笔画，风格清新不沉闷。刊物出版之后，深受读者喜爱，其销路甚广。新加坡戏剧先驱林晨在世界书局任职期间，也曾主编过《文娱生活》。

《四海》

《四海》画报于1951年9月在香港创刊，由美国新闻署（USIS-HK）支持，并视东南亚为重要市场，是冷战时期自由阵营在东南亚的第一份中文画报。在发刊词中，编者也明确表示该刊物以海外华侨为目标受众：“华侨散布海外，数达千万，身在四海，心系祖国。这本‘四海’的另一愿望，是希望他们能由此多知道一些今日祖国，（……）然后认清目标，自行决定，置身于目前这个世界应该怎样。”1955年10月，《四海》在“编者的话”一栏宣布将从第49期起进行改版，增加英文说明，亦是为了照顾不谙中文的华侨，达到最大限度的宣传效果。

《四海》画报在美国的推动下，以商业手法宣传、推广刊物，回避了其政治意图，并结合香港在地文化代理人的编辑工作，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刊物采取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呈现方式，通过生动的视觉语言引导读者进行思考和判断，展示出影像在传播意识形态上的隐蔽力量。在编辑风格上，《四海》画报采取中西合璧的策略，其主要编者大多为来自上海的南来文人，以范基平为首，将美式画报及上海画报的特色和传统融为一体。画报的封面人物除了影视明星，还包括各领域的杰出女性，对于形塑“现代女性”的正面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四海》画报的总发行时间并不长，发行年间是1951年至1956年。

《艺海》

《艺海》丛刊创刊于1951年，由夜灯报社每月出版发行，最初的编辑团队包括温剑萍、黄叶等。《艺海》丛刊自发刊以来便遭遇不少挑战，除了出版成本高昂的问题，刊物风格的调整与读者期待产生落差，也成为《艺海》创刊初期的一大考验。从第八期到第十一期，《艺海》编者在编后语中多次强调刊物要进行革新和变化。这一调整或许与第九期编辑团队的变动密切相关——原本由温剑萍、黄叶负责的编辑工作，自第九期起开始改由曾无忌担任主编。曾无忌在第十一期〈编后话〉中指出《艺海》“此后还更不断地要变，改善，和翻新，每一期下去都求有新的发现，不愿‘一部通书读到老’地‘墨守成规’跟着瞎子一块儿走。”

到了1956年，《艺海》复刊，以周刊形式于每周六出版，改由艺海周刊社编辑发行。作为一份消闲娱乐性质的刊物，《艺海》周刊内容丰富多样，图文并茂，涵盖了香艳的爱情小说、刺激的侦探小说、风趣幽默的短文等多种文艺作品，同时也包括一些外国翻译作品。此外，《艺海》周刊的编辑团队也着力于为读者提供海内外最新的影坛资讯、八卦消息及娱乐界内幕，满足读者对明星动态的好奇和兴趣。为进一步加强与读者的互动，《艺海》周刊新设立大篇幅的“服务板”，为来信读者解答疑惑，此外也定期举办有趣的互动游戏（如填字游戏等），奖金可达一百元，十分丰厚，激发读者的参与热情。

目前，国大图书馆收藏的是第1至12期（1951年-1952年）的《艺海》，由夜灯报社出版发行，而数据库收藏的则是由艺海周刊社编辑发行的《艺海》（年份为1956年）。

《夜灯报》

《夜灯报》创刊于1949年9月，由刘教芳与卢俊熹合资创办，前者任经理兼主编，后者则任督印，后来又有许则益加入担任社长。《夜灯报》诞生于新加坡小报业最蓬勃、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在众多小报因经营困难纷纷倒闭之际，该报凭借稳健的发展和大批忠实读者，一直到1959年才停刊，屹立十年，可谓是新加坡小报史上寿命最长的报刊之一。

小报普及率高、 读者群广，是传播娱乐消息的重要场域。曾在1950 年代服务过多家小报的谢槐评价小报“乃执娱乐报道之权威者”。杜南发则指出，一些立场鲜明、影响力显著的小报往往不仅刊登娱乐报道，而是进一步涉足政治与文化领域，这类小报往往被视为是“小报中的大报”——《夜灯报》正在此列。正如许则益在《夜灯报》四周年时指出：“小报的优点是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比较敢于揭发暴露，敢言人之不敢言，它的取材，用尖刻短小精悍的报道和批评，这是一般大报所不能及的。”《夜灯报》篇幅短小，仅有四个版面的空间可用，但其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时事新闻、娱乐资讯，还有刊载不少文艺作品。此外，刊物在后期也设有“祖国通讯”，其政治立场明确，也时常为政治议题与其他报刊打笔仗。

《夜灯报》汇聚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报人，其中以被誉为“小报之王”的曾梦笔最具代表性。他于1951年加入《夜灯报》担任主笔，其专栏“何九叔家书”在嬉笑怒骂间针砭时事，深受读者喜欢。1953年，曾梦笔一度离开《夜灯报》，第二年又回去主笔，后又因沈渭泽创办《大公报》而离开。学者郑文辉便认为，曾梦笔四进三出《夜灯报》是本地少有的事，在他数度进出《夜灯报》之间，他曾先后到《香槟报》、《海报》、《创造报》、《星报》等主持笔政，是小报三杰之一的“小报之王”。

在新加坡小报史中，《夜灯报》见证了小报文化的鼎盛时期，成为那个时代读者难以忘怀的记忆。

《南国电影》

《南国电影》杂志创刊于1957年，由邵氏电影公司出版，在香港以月刊形式发行，是一份风靡东南亚的电影刊物。编辑团队在创刊号中表示，《南国电影》“是一本为观众服务的影刊”，它版式新颖、印刷精美，其内容编排完全以读者的兴趣和需求为导向。杂志的内容丰富，涵盖影星生活、新片拍摄、中外影讯、影艺专论等多个方面，既有翔实的电影介绍，也有影坛动态与明星消息。值得一提的是，《南国电影》刊载的文章几乎都配有英文翻译，并辅以大量影星照片，深受影迷读者的欢迎，自1960年代起便成为东南亚最畅销的电影杂志之一。

《南国电影》杂志的销量十分惊人，每期发行量可达十万册以上，与国泰公司出版的《国际电影》并驾齐驱，竞争激烈。当时的读者形容两本刊物“泾渭攸分，成为一时瑜亮”。作为邵氏电影的主要宣传阵地，《南国电影》不仅推广自家新片，也为旗下明星提供曝光机会。据《南洋商报》报道，该杂志“但求多销，不计成本”，其宣传力度之大，使杂志的封面人物成为影迷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元旦特大号的封面，更被视为是女明星即将走红的标志，引发读者热烈讨论。

1984年，承载了一代影迷美好回忆的《南国电影》杂志停刊。

《玲珑》

《玲珑》创刊于1953年8月，原本以半月刊的形式面世，后从第28期开始改为周刊。尽管刊物本身体积小巧，但《玲珑》采用24开版，版面安排上干净简练。此外，杂志不以全彩印刷，而是采用双色印刷的方式，整体风格清新简洁，呈现出独特的视觉美感。

《玲珑》在创刊号中便确立了自身的定位，编者表示《玲珑》“以扮演小丑的角色出场，（……但）小丑的角色也不是容易演的，演得不好，变成胡闹。过于认真，又不是一部分人所欢迎。”编者将《玲珑》比作喜剧演员卓别林，显然是以娱乐大众为己任。作为一本消闲杂志，《玲珑》刊登大量幽默讽刺的文字与漫画，轻松诙谐，充满趣味。它以都市男女的情爱韵事为主打内容，尺度较大、娱乐性强，深受读者关注，也打开了它的销路。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戏剧先驱林晨在1950年代于世界书局任职期间，也曾担任《玲珑》的主编。

在创刊初期，《玲珑》主要以清新的插图为主，但很快的，杂志风格逐渐转变，开始大量刊登穿着清凉的女性照片，甚至以“裸体艺术”、“人体摄影”为名，刊登不少香艳的裸女照片。

《娱乐》

创刊于1945年12月的《娱乐》三日刊，诞生于新加坡小报业最蓬勃、竞争最激烈的时代。据考察在1948年至1958年间就出现了40多家不同的华文小报，而《娱乐》的价格低廉，每份仅一分钱，主要目的是为邵氏在新加坡放映的电影做宣传。作为一份专注于娱乐新闻的刊物，《娱乐》所刊载的包括电影、戏剧、歌坛、舞厅、酒吧等多个领域的动态，内容十分丰富，使其迅速在新马乃至东南亚、欧美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读者群，成为传播娱乐资讯的重要平台。在创刊号〈我们的话〉中，《娱乐》编辑团队明确表达了办刊宗旨：“本报名曰‘娱乐’，所谈所言者，自然是娱乐的事；且欲尽着义务介绍正当的娱乐及高尚的娱乐给读者诸君享乐。”并强调“娱乐的方法，应求其正当，娱乐目的，应择其高尚，庶不违背人生娱乐的旨趣”。澹然在《娱乐》第三期〈谈娱乐〉一文中也指出“于身心有益，于社会无害的娱乐，这才不失为我们是五强之一的大国民的面子！”由此可见，《娱乐》不仅关注娱乐动态，也肩负着引导读者追求健康娱乐方式的社会责任。

《娱乐》的主编为潮籍资深报人黄科梅。此外，南来文人王哥空在1923年移居新加坡后，亦曾在《娱乐》任职，该报的督印则是著名新华诗人蔡文玄（笔名柳北岸）。1951年1月的《南洋商报》上提到，1950年新加坡共有四大日报、三家小报以及两家画报，其中《娱乐》和《夜灯报》“只谈风月，不问政治”，反观《新力报》“则为一般国民党人士所办……言论方面，则站在党的立场讲话，是其所谓是而非其所谓非。销量在《娱乐》报之下，《夜灯报》之上。”

《南洋广播周刊》

1950年12月27日，《南洋商报》刊载了一则新刊物即将于次日出版的消息，称“本报为便利侨胞收听广播，并配合马来亚广播电台中文节目之扩充起见，特与该台当局商洽，由本报专责出版《南洋广播周刊》。”这份周刊定于1951年1月1日创刊，售价为每本二角，每星期四出版。

《南洋广播周刊》由马来亚电台授权出版，相信是新加坡最早以广播听众为目标受众的刊物，是马来亚华语广播史上一份颇具代表性的综合广播杂志。刊物采用十六开本形式，内容上配合广播节目，刊登马来亚各地广播电台的节目表、广播话稿、听众来信及编者寄语等栏目，为当时的听众提供了详尽、实用的广播指南，搭建了广播电台与听众之间的桥梁。除此之外，为迎合一般读者的审美意趣，《南洋广播周刊》也将文艺作品、科普短文、娱乐消息等等内容囊括其中。刊物面世后，旋即在社会上获得热烈的反响。据编者在刊物第二期〈編者的话〉中表示，周刊在首期出版后的48小时内即告售罄，反映出人们对广播资讯有着极大的需求。

《南洋广播周刊》的主要负责人包括社长李玉荣、经理卓永庆、监印龚延龄，并由洛玑担任主编。刊物持续出版了超过十年，共发行632期，直到1963年2月，因应“新加坡电视台”的成立及电视启播的时代变迁，才正式停刊。同年2月18日，《南洋广播周刊》改版为《电视与广播》半月刊，标志着娱乐文化迈向新的阶段，见证了南洋地区传播媒介的变革历程。

《星期六》

《星期六》周刊是1950年代新马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一份综合性刊物，由《南洋商报》主办，于1949年9月3日正式创刊。周刊创刊号采取赠阅形式，首期免费发放五万份予《南洋商报》读者，发行后一周内便吸引了近三万名订户。据编辑薛残白回忆，当时的《星期六》周刊堪称是新马最畅销的杂志，《南洋商报》也在一则推介文章中称它为“南洋出版界之奇葩”。

《星期六》周刊由卓永庆担任经理，龚延龄为监印，曾心影与王仲广出任顾问，编辑阵容强大，集结了薛残白、姚紫、刘抗等文化名人。周刊采用十六开本、二十页的篇幅，内容丰富多样，涵盖国际时事、社会评论、体育娱乐、文艺作品等诸多领域，既满足侨胞对新闻资讯的需求，也提升了较高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尽管涉及各国政局新闻，但《星期六》始终保持中立立场。编辑残白在创刊号发刊词中特别强调，创办《星期六》“既无政治上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姚紫亦在同期的〈编后漫笔〉中明确指出刊物的定位“趋于高级的娱乐性质，而附带着缓和的教育意义”。

当时在《南洋商报》有读者感叹“许多年了，南洋的侨胞都在感叹着精神食粮的缺乏，（……）要找一部真正的，适合于数百万华侨阅读的读物，简直如凤毛麟角”。而《星期六》的诞生，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新马地区华人娱乐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电影》

《国际电影》于1951年12月31日首次出版，以月刊形式发行，销售网络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第一期杂志出版后，迅速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短时间内累计了上千名订户。到了1966年，据《南洋商报》报道，《国际电影》每期的发行量高达十万册以上，销量与邵氏电影公司出版的《南国电影》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国际电影》的主编为乘原和安吉尔，虽然该杂志是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的宣传刊物，但在其创刊号发刊词中，编者强调“宣传不一定是广告，宣传的目的也不一定只在赚钱，因为电影并不是货品，它是第八艺术，它是廿世纪的文化宠儿”，倡导电影的文化价值而非单纯的商品性。

《国际电影》的内容丰富多元，涵盖了中外娱乐新闻、影坛动态、新片介绍、明星专访以及专题文章等各类信息。杂志每期图文并茂，有大量电影剧照、明星照片，视觉吸引力极强 ，在当时被誉为是“东南亚唯一杂志性之精美电影刊物”。

1955年10月，《国际电影》移至香港出版，先后由朱旭华、黄也白、陈立担任主编职务。杂志全本共计五十四版，是当时香港出版的电影杂志中分量最大的一本。在 1950 年代在香港出版的电影杂志中，它也是香港最具影响力、最长寿的刊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