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堯

1982年2月18日，为新加坡文坛辛勤耕耘数十载的著名作家姚紫病逝。数位文艺界人士纷纷在报刊上登载文章，书写自己与姚紫相处交流的点滴回忆，悼念这位为新加坡华文文艺做出极大贡献的前辈。在许多人的回忆中，姚紫似乎是刚硬的：莫河说，对姚紫不甚熟悉的人往往会“批评他是位脾气暴躁，性格孤僻，不易相处的文人兼作家”[1] ；骆明则认为，是因为姚紫为人忠直刚正有原则，“坚持自己的见解（……）难免被人冠以怪脾气，怪性格”[2] ；吴绍葆更直言“姚紫脾气暴躁为朋友与同事所深知，他在电话里跟人吵架可说是司空见惯的事”[3] 。与此同时，姚紫又是柔软的：马汉在梳理早期文艺副刊的资料时，提及姚紫在编辑刊物的同时总是“不忘奖掖后进者”[4] ；莫河也指出是在姚紫不断的鼓励及提携下，使得许多女作家逐渐成长为“活跃文坛的名作家”[5] 。对姚紫的描述最为贴切者，或许要属其胞弟郑梦彪，称姚紫虽然“性格火爆，但在文学青年面前永远像一位慈祥的长兄”。[6] 将姚紫视为重要师长的刘笔农也说，姚紫对于文艺有着十足的执着与热爱，只是因为“他的经历曲折多磨，他坚持他的个性、主张、原则，因而不易见容于现社会”。[7] 人们或许能通过姚紫创作的一首《青玉案》，从字里行间中穿过时空的缝隙，窥见他的神采与风貌：

十年披发风尘走，诗与剑，佯狂久。白眼朱门人笑丑，头颅一颗，三杯浊酒，热血洒几斗。
啼鹃血染斜阳透，羌笛秋风卷秋柳。短梦惊回僧在否，僧犹在此，英雄何处？潮打空城吼。

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年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为家中长子。[8] 早在南来新加坡之前，姚紫便在中国的报界小有名声，年仅21岁时已受聘于《江声日报》任副刊主编一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主持《人间》栏目。该栏目多刊登针砭时事、批判社会的文章，年轻气盛的姚紫除了编辑工作之外，亦进行文艺创作。1947年，他的一篇杂文<刑不上士大夫>[9] 见报，该文笔锋锐利，对国民党的抨击触怒了当局，最终“迫使他须弃家背乡南逃”[10] 。该年12月，姚紫辗转南下来到了新加坡，并从此定居于此。他在新加坡最初从事的是教育事业，曾先后在道南学校、晋江学校短暂地教过书。[11] 在这段时光中，姚紫发表了《秀子姑娘》，该文一经登载便引发了极大回响，《南洋商报》也应读者强烈的要求，将之列为出版丛书之一。[12] 据马汉回忆，《秀子姑娘》出版后即引发抢购热潮，在短时间内便出了三版，销售数量竟达万册。[13] 《秀子姑娘》的成功奠定了姚紫在新加坡文坛的地位，他也随即被招揽到《南洋商报》，成为报刊编辑。[14]

据曾为姚紫学生的骆明所言，姚紫离开学校后便进入了“他的黄金时期，意气风发期，在几年内出了好几本的书”。[15] 骆明所言非虚，姚紫在短短几年内不仅获得了大量读者的关注与欢迎，成功地出版并再版了自己的作品，更开始为新加坡华文文艺期刊进行主编工作，发挥其社会影响力。1950年，姚紫出版《乌拉山之夜》，初版的一万册在一个月内全数售罄。[16] 由于他初两次的出版都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南洋商报》便在该年7月18日推出了纯文艺月刊《文艺行列》，交由姚紫主编。在作者群方面，姚紫集合了一群优秀的撰稿人，包括活跃于新马文坛的杏影、白寒、鲁白野、韦晕、苗秀等等。除此之外，据马汉所言，该月刊在形式上、排版上、风格上皆不走传统路线，有其特色：

“一般上，纵使到了现在，一本8寸乘5寸的书刊，必然在高8寸的左边或右边装订的，可是《文艺行列》却以5寸来当成‘高度’，8寸当成长度，在5寸的左边装订。后来，《荒地》等文艺刊物，也仿效这样的样式出版，可是，姚紫却开了先例。”[17]

《文艺行列》虽仅仅出版五期后便停刊了，但姚紫主编的生涯并不仅止于此。他在《南洋商报》任职的1950年代，也曾主编《妇女与家庭》版。据读者回忆，姚紫所编的《妇女与家庭》版面清新，内容充实，吸引了许多读者。而且姚紫甚至隐去自己的性别，化名“西门凤”，积极为该版撰稿，为女性读者答疑解惑，受到了许多读者的爱戴。[18] 1953年10月8日，《世纪路》纯文艺副刊面世。该刊每日见报、周末休刊，亦由姚紫主编，以半版的篇幅开创了良好的文艺风气。《世纪路》甫一推出，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姚紫擅长设计版面，能使刊物呈现出“新颖脱俗又不落俗套的风格”[19] ，成功吸引读者目光；二是姚紫的主编能力极强，他的编辑策略以刊登文学创作为主、介绍外国译作为辅，不仅使许多文坛后起之秀有了表现的机会，也使读者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学作品。[20] 据刘笔农所言，当时的新人作品若是被姚紫选入副刊中，即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光荣感曾鼓励了不少人天天争看这个副刊”。[21] 姚紫在《世纪路》第一期便写道：“走在世纪路上的人们，不是朋友的，也将成为朋友。在进行中，我们欢迎新的朋友拿出新的作品，并且希望那些走前一步的朋友赶得上去”。[22] 这不仅是对创作新人的鼓励，更表达出姚紫作为文坛前辈有着提携后进的使命感。除了《世纪路》之外，姚紫在《南洋商报》任内也编过《绿洲》和《周末青年》，亦有不俗的表现。

1954年初，姚紫离开了《南洋商报》，仅仅出版4个月的《世纪路》亦随之停刊，共出版66期。刘笔农认为，姚紫的才情在报馆期间“已发挥到了巅峰状态……却都只属昙花式的，光芒一闪而逝”。[23] 但这样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姚紫这颗红极一时的明珠从此黯淡下去，他对文艺的热爱始终不曾熄灭。在1945年至1967年间，姚紫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及《文艺报副刊》。由于《文艺报》反殖倾向过于明显，刊物后被当局吊销、姚紫亦遭抓捕。此后的几年内，姚紫先后创办《社会新闻》周刊、《大地》旬刊，并在1957年主编《九月的风》、1958年出任《钟声报》总编辑。到了1963年，姚紫创办天马图书公司，两年后出版《天马杂志》月刊，后又出版《华报》周刊。1969年，姚紫应《新明日报》之聘，主编副刊《新风》，其主编风格一如既往，以“作风新颖，提掖后进，融合老少作者，以及形成文艺大家庭的理想为目标”。[24] 对于姚紫的编辑工作，莫河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姚紫编的文艺副刊及杂志，在亚洲一带的华文文艺副刊，是首屈一指，史无前例的”。[25]

姚紫一生所用的笔名多不胜数，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姚紫、黄槐，此外还有欧阳碧、贺斧、符剑、唐兮、上官秋、吴萍、向阳戈、淳于旭、舒种、公孙龙、西六凤、黑浪、吴笙、司徒然、赵旭、鲁明、毕三、武吉巴兄等等。[26] 其著述颇丰，生前出版的作品包括《秀子姑娘》（1949年）、《乌拉山之夜》（1950年）、《咖啡的诱惑》（1951年）、《马场女神》（1952年）、《阎王沟》（1953年）、《风波》（1954年）[27] 、《带火者》（1955年）、《黑夜行》（1959年）、《半夜灯前十年事》（1961年）、《情感的野马》（1963年）、《没有季节的秋天》（1963年），《窝浪拉里》（1965年）、《萍水记》（1964年）、《西楚霸王——项羽》（1964年）等。姚紫逝世后，其遗产信托人为他编辑出版的遗作则包括《新加坡传奇》（1985年）、《九月的风》（1986年）、《杂文，这支部队》（1987年）、《木桶鸭》（1987年）、《九月的原野》（1988年）、《潜龙记》（1988年）、《短长书》（1988年）、《夜歌》和《郑梦周诗词集》。[28]

据郑梦彪回忆，姚紫“自幼具有叛逆反抗的性格”，翻阅他年少时候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字里行间涌动着冲破黑暗，追寻自由、民主、正义、进步、求索人生真理的热望”，这样的精神不独为少年时期的姚紫所有，而是贯穿了他的一生。[29] 据骆明、刘笔农所言，晚年罹患食道癌的姚紫，仍不倦地与文艺界友人商议出版事宜，只可惜他来不及见证那些计划的落实。[30] 1982年2月16日，缠绵病榻的姚紫为自己写下了挽联——“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蒿蓬。”两日后，姚紫溘然长逝。挽联的文字间尽是哀戚之意，然纵观姚紫一生，其文学成就又是如此璀璨，绝非“凄凉明月，空照蒿蓬”，他更似那轮明月，包容地照着新加坡文艺的疆域。

[1] 莫河〈我与姚紫〉，《南洋商报》（1982年3月5日），第42版。

[2] 叶昆灿〈将毕生献给文艺〉，《星洲日报》（1982年2月21日），第3版。

[3] 一得〈忆姚紫〉，《联合早报》（1996年19月22日），第28版。

[4] 马汉《文林杂忆》（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页162。

[5] 莫河〈我与姚紫〉。

[6] 郑梦彪〈说姚紫——追忆华侨作家郑梦周先生〉，页176。见“泉州文史资料全文库”：http://www.mnwhstq.com/szzy/qzwszlqwk/201608/t20160816_103005.htm

[7] 刘笔农〈纪念姚紫 勇敢接过姚紫交下的棒〉，《星洲日报》（1982年2月21日），第3版。

[8] 其父郑时雨为安海当地著名医者，早年间曾追随孙中山、参与同盟会，后脱离政治改而学医，在晋江安海设立平民医院。据《南洋商报》报导，郑时雨在抗战期间亦曾组织游击战抗击日军。见〈“秀子姑娘”著者姚紫令尊郑时雨在闽南惨被土共杀害时正下乡诊病返至中途〉，《南洋商报》（1949年7月26日），第5版。

[9] 郑梦彪〈说姚紫〉，页170。

[10] 刘笔农〈纪念姚紫〉。

[11] 姚紫于1948年在道南小学执教，次年于晋江学校执教。见吴蒙〈姚紫生平简介〉，《联合早报》（1985年4月2日），第23版。

[12] 陈振夏〈本報叢書之四秀子姑娘序文〉，《南洋商报》（1949年5月14日），第5版。

[13] 马汉《文林杂忆》，页155。

[14] 刘笔农〈纪念姚紫〉。

[15] 骆明〈我对姚紫的一点认识〉，《联合早报》（1988年3月13日），第37版。

[16] 〈本报启事〉，《南洋商报》（1950年3月25日），第1版。

[17] 马汉《文林杂忆》（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页155。

[18] 桑守桑〈“西门凤姐姐”的秘密〉，《联合早报》（1987年2月18日），第23版。

[19] 刘笔农〈新加坡重要华文文艺副刊杰出编辑人简介〉，《联合早报》（1987年2月22日）第33版。

[20] 马汉《文林杂忆》，页161。

[21] 刘笔农〈新加坡重要华文文艺副刊杰出编辑人简介〉。

[22] 马汉《文林杂忆》，页160-161。

[23] 刘笔农〈纪念姚紫〉。

[24] 〈新风出版社经成立筹划出版各种刊物〉，《南洋商报》（1977年6月13日），第25版。

[25] 莫河〈我与姚紫〉。

[26] 参见：郑梦彪〈说姚紫〉，页171-172；刘笔农〈纪念姚紫〉。

[27] 吴蒙在〈姚紫生平简介〉中提及姚紫于1954年出版《风波》，但在1988年《联合早报》整理的著作一览表中并未见此资讯。见吴蒙〈姚紫生平简介〉，《联合早报》（1985年4月2日），第23版。

[28] 〈悼念姚紫先生〉，《联合早报》（1988年3月13日），第37版；〈《九月的原野》面世〉，《联合早报》（1988年8月14日），第41版；〈名作家姚紫遗著《短长书》〉，《联合早报》（1988年5月28日），第52版；刘笔农〈纪念姚紫〉。

[29] 郑梦彪〈说姚紫〉，页169。

[30] 叶崑灿〈将毕生献给文艺〉，《星洲日报》（1982年2月21日），第3版；刘笔农〈“潮打空城吼”——姚紫逝世周年追忆〉，《联合早报》（1983年3月31日），第37版。